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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新媒体人:压力、焦虑、成长、跳槽及其他  (移动端简洁版浏览)
媒体资源网 http://www.allchina.cn 2019-9-25

作者丨石灿来源丨刺猬公社

导读:我告诉你一个数据,朝阳区有新媒体从业人员约22.5万,占北京市新媒体从业人员总人数的27%。
 
你随便去北京市朝阳区的三里屯、国贸、华贸、酒仙桥和各种SOHO建筑群附近逛,肯定能碰上一堆新媒体人,或蹲在楼下抽烟,或大跨步急匆匆去上班,或在做其他事。新媒体行业从公众号图文阶段演进到短视频平台霸王时代,他们随着媒介变化自我成长,90后已经是这个圈子的中流砥柱。
 

有句话说得妙,后厂村要是中国互联网的硅谷,朝阳区肯定是亚洲新媒体产业大高地。
 
没错,我告诉你一个数据,朝阳区统战部在4月公布过一个数字,朝阳区有新媒体从业人员约22.5万,占北京市新媒体从业人员总人数的27%。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北京市约有83.3万新媒体从业人员。为了应景,网上有段子说,随便丢一块砖,都能在朝阳区地界砸中一个新媒体从业者。
 
他们每天生产、运营各种内容,再上传到不同平台,推送给无数等着账号内容更新的消费者们。见面互相称呼媒体老师,被“你是抄的吧”轻易激怒,被“你的稿子写得真好”轻易欢喜。
 
他们把自己展现给外人时,大多光鲜亮丽,自信满满,甚至有分析把这类人群定义为“新的社会阶层的一部分”。我很好奇,他们会有职场危机吗?如果有,具体是什么呢?
 
从入职到离职9个月,老板没正常发过工资。
薛登山最终还是拿到了赵权拖欠已久的所有工资。此前,薛登山从赵权的新媒体公司离职,赵权一直没发放薛登山后两个月的工资。薛登山没办法,只能向第三方维权机构提起对赵权的仲裁,调解欠薪问题。
 
赵权曾试图以公司开除薛登山的方式,解决自己被前员工提起仲裁的窘境,然后克扣薛登山在他公司工作的两个月工资。最后,赵权失败了。失败原因是赵权没有和薛登山签劳动合同,他连反向诉讼的权利都没有。
 
从2018年12月离职到拿到原本属于他的工资,经历了三个月。那三个月不是他最痛苦的时间,离职前,他更痛苦。
 
2018年3月前,薛登山在北京的一家教育公司上班,做留学业务。那里不愁生源,生意兴隆。待了一年多,薛登山觉得没奔头。很多家长只认那份工作,而不认是谁在做那份工作,平时能结识很多学生,但不认识他们的家长,并没觉得那份工作很有地位。
 
“而且能接触到一些孩子,他们是人大附中的,他爸是法官,妈是高校老师,写个名字都胆战心惊,那我就想,我即便是做一辈子,也不可能达到他们那种高度,后来就另寻出路了。”薛登山说。
 
2017年9月左右,一个朋友约薛登山吃饭聊到加密货币,“我恰好之前了解过,也有些兴趣,”朋友邀他入伙一家做区块链行业报道的新媒体机构。“他们已经有一个小团队了,BP也给我看了,我就说,可以搞啊。我主要做外媒翻译,把国外的一些资讯转译到国内来。”
 
好景不长,“币圈94事件”随即到来,央行联合七部委全面叫停ICO,定性ICO为非法融资行为,国内交易所也被关闭。以区块链为核心的媒体圈也发生大动荡,薛登山还没入职,那个项目就被搁置了,直到半年后,那个项目才再次被提及。
 
2018年3月,“他又找到我,说现在又准备做起来。”那位朋友还说,公司准备融资,场地也租好了,一切就绪,就差人了,“问我愿不愿意来,我说来啊。”
 
薛登山是最早入职那家区块链媒体的员工,最开始只有薛登山、赵权和赵权助理三人,主要收入来源是做活动。薛登山负责每天的早报。早上起来,把前一天晚上外网发布的区块链新闻消息整理好,转录发布到他们的公众号上,白天只要跟踪一些实时动态就行,不用写稿。
 
薛登山一直这样待到了6月份,后面陆陆续续加入了其他编辑和作者,他才开始动笔写稿。薛登山1991年生人,老家住大连,上大学时选择会计专业,在国外待过两年,英文翻译能力还不错。但在从事这份工作以前,从没写过稿子。
 
到北京之前,薛登山在家里的一家会计所做审计工作,太安分了,觉得没什么意思,一次到北京出差,在东二环,“我在总部楼下等领导,看到中国银行总部之类的高楼大厦,就觉得太牛逼了,秋高气爽,想来北京工作,就来了。”
 
薛登山对北京是抱有幻想的,“我的信念就是北京能挣到钱,在家我挣不到钱。”“来北京要体验互联网嘛,找一家融资融好几个亿,烧钱烧都烧没了的公司,也挺好的。”那种带有史诗般的壮举的体验,在现实面前变得苍白乏力。
 
从2018年3月到12月,那家公司在9个月的时间里都没拿到融资。进入公司后,从来没有正常发过工资,他得主动去找老板要。“我还问过老板有没有具体日期发工资,他说有,就没了。过了好几天我再问一遍,他才会发。”薛登山曾想,“这次不是要搞一个大公司吗?不应该正规一些吗?但没有。”
 
日常生活为工作所累。薛登山和她女朋友住在一起,每次和女朋友出去吃饭,兜里的钱越来越少,有时还银行信用卡,都得从女朋友那里拿钱。他很难受。
 
他女朋友偶尔还埋怨说,一天到晚上班连钱都没拿到,还上班干嘛?他们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每次吵架女朋友都会给他压力,吵架的点都在于,薛登山觉得他老板不是一个不发工资的人,老板应该是太忙了,给忘了。但女朋友的观点是,没有这样的老板,老板是不会经常忘了给一个员工发工资的,老板就是故意不发。
 
在那家公司的9个月里,薛登山最开心的事情要在他入职两个多月后了。
 
6月,一个编辑从另外一家财经媒体跳到薛登山所在的媒体。他开始尝试写稿子,写着写着发现有人愿意看,“起码编辑的反馈是可以的,在我看来她就是权威,她觉得好,那我觉得就有戏,起码没有受到过文字熏陶的我,句子主谓宾是对的,能让其他人看得懂,这是个好事儿,说明可以继续干下去。”
 
到了11月,他实在待不下去了,决定12月辞职。也就是在最后的那个月里,他才知道,一家媒体应该有主编,才知道什么叫通稿、什么叫选题会、怎么写稿子才能让读者往下看、正常的内容生产过程是什么。提出辞职的最后一个月,是他在那家区块链媒体收获最多的一个月。
 
12月离开时,“也没提工资的事儿,我就在想,我都走了,你还不结吗?但是也不结。”
 
离职后,薛登山入职的新公司都发工资了,前老板还没给他结算工资。他给前老板打过电话、发过信息询问工资的事儿,但对方一直在打太极。直到今年2月,“不想闹僵,但我受不了了”,他决定去第三方维权机构立案仲裁。调解员告诉他,如果立案,需要好几个月时间。他等不了,最终同意了另一个解决方案:调解。
 
调解那天,赵权没到场,是公司人事工作人员去和薛登山见的面。他气得不行。好在最后拿到拖欠许久的工资。
 
不久前,薛登山在新东家写的一篇文章被一个科技大V转了,他开心得不得了。“职业生涯中,我最自信的时候,就现在吧。你的成果是被人认可的,你写一篇文章是被人叫好的,他也转过,好歹也是个承认。”
 
裁员后,她被失落感“感染”
 
有个人就没那么幸运了。2018年12月31日,黄蕾距离从一家国内头部内容公司转正就差一周,也就是那天,早上,她去上班,忽然接到通知,自己被裁了。“刚开始我被裁还觉得无所谓啊,反正是拿到钱了,而且不用上班。”
 
但才过几天,裁员后劲儿就侵袭到黄蕾头上了,“失落感。”
 
她是这样被这种感觉染上的。前同事会拍视频发抖音,也会在朋友圈发布关于公司的动态,被裁后,她一直在刷朋友圈和抖音,慢慢地,看到前同事发布了关于公司的动态,她才意识到,“我被裁了,我要重新找工作了。”
 
在北京,如果你太闲,会被当成是异类,即便别人不把你当成异类,你也会觉得你不应该那样闲着。这座城市太匆忙了,似乎每个人手头都有做不完的事儿,每个人都脱不开时间去和别人聚会。
 
过完年回到北京,黄蕾每天睡到快中午,起床后,刷一遍各家招聘网站平台,问一问身边的人有没有坑推荐。那段时间经济环境欠佳,互联网公司对外投放的招聘职位不多,黄蕾说,她还要和那些从滴滴出行、美团那种大公司出来的人竞争,压力特别大。
 
她看了两三天,都没投出去几个简历,这意味着她没有机会面试。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等有适合的岗位出现。刚开始她还和朋友约出去玩,到后来她不敢出去和朋友见面了,别人都有工作,只有她没有,聊起天来,很不爽快,自己会变得尴尬。为了省钱,她总是自己做饭吃。
 
到了晚上就玩手机,刷抖音,一直玩到凌晨3点,“那段时间我刷抖音刷得可多了”。当时还立志做一个抖音视频博主,后来失败了。她拍了两三个视频一直没人给她点赞,也没播放量。她自己还花钱给自己拍的视频刷了一拨流量,想带动一下,万一上热门了呢?最后一点用也没有,直接放弃了。
 
每天就那样熬着。日积月累,很多空洞的焦虑变得愈加具体和显而易见,很多想法都指向了“我什么时候找到工作”这一件事情上,“我都开始信命了,我怎么可能想到裁员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完全没有想到。”
 
黄蕾大学毕业两年,最开始在北京一家新媒体创业公司做市场运营。那家公司让她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太杂乱了,“如果你到一个体制完整的大公司,它不会要求你什么都会,它要你精通某一项技能。”正因为如此,她去了上一家公司,“体验了从一个初创公司到一个还算完整的公司的过程,很多事情我可以去对接设计、技术、运营、法务、财务,不再是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了,团队配合才是应该做的。”
 
至今她还记得第一天去上班发生的事情。“忽然就被拉去开一个立项会,技术和设计都在说话。我一脸懵逼。就很怂你知道吗?我什么都不懂,作为一个公司新人,有些怯场。”
 
她在工作效率和准确度上对自己要求很高,但也犯过错。一次,他们和一个电影宣发公司有合作,他们要在电影主视觉上加上他们公司的元素,但他们是乙方,既要对内又要对外。在内部沟通的过程中没能处理好关系,导致她和一位设计师同事的关系弄得比较紧张。
 
“之后每次和美术老大沟通我就很怂。他们对接我们其实不是他们最核心的业务,还要来配合我们,工作不上心,也很正常。”黄蕾习惯从自己身上挑毛病,遇事儿,她不是甩锅侠。
 
她在上一家公司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有了很多不一样的体验,之前只对接老板、运营、作者,现在她有了更多的尝试,工作不只是说你的业务能力,还有沟通能力、对外能力,甚至你需要一些资源。“不管你去的那家公司是好公司还是坏公司,其实每段经历都是有好处的。”这些都很重要。
 
解决黄蕾唯一的办法是赶紧找到一个新工作,让自己忙起来,忙起来,一切就好了。
 
三月初,黄蕾在boss直聘投简历时一眼看中了一家媒体集团新媒体运营的职位,之前在那家初创公司时就经常和那家媒体集团有来往,特别了解他们。投了简历没多久她就拿到了面试机会。
 
但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她看重的那个职位和她预期中的职位完全不一样。她有些迟疑。但她室友劝她,去看一看。面试过程很顺利,黄蕾的部门负责人对她很满意,只是,部门负责人刚刚负责那个部门,在组建团队和开拓业务的过程中,有很多不顺手的地方。
 
现在,黄蕾做的事情与之前又不一样了。此前,她的工种大多负责执行,现在她要先有策划,才去执行。刚开始几周她压力很大,现在正和新的项目抗争。
 
她在抖音上看到有人说,一个人的职业瓶颈大多是从一个执行者变成一个管理者开始,不同角色对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的思考方式。之前做很多事情有条有理,但现在角色定位一变,要是处理得不好,那种状态就会成为你的瓶颈。
 
在新工作里,黄蕾经常反思,“我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太好,我是不是过不了试用期?”室友提到了自己的经验,新领导的要求和之前会不一样,要适应新的环境。黄蕾最后的结论是她的个人能力不够,要去磨合。
 
“我的工作经验虽然才有两年,但我已经不能再去做一个小兵小将了。”和室友聊完之后,黄蕾感觉通透了许多。
 
厌倦原来的工作,想要自由呼吸
 
白柔写稿子特别仰仗兴趣和所在媒体的价值观。最后想了一下还是选择离开,挺累的,虽然挣得不少,成长空间很大,但没办法说服自己。每段时间都过得很辛苦,最后那段时间没办法在办公室待了,看到同事在讨论选题,自己就不开心,每天下午6点就下班走掉了。要是放在其他时间,晚上7点才走。
 
大学时,她在国内一家顶级纸媒孵化的一个新媒体实习,那家媒体给了她一个转正名额,不过不是记者,而是内容运营。“我就想着只要有工作就行,让我有一份工作,我做什么都可以。”
 
在内容运营岗服务了一年半,2018年下半年她有机会转到记者岗,开始自己着手写新闻报道。按照官方给出的界定,她属于采编人员,负责媒体内容的策划、创作、传播,如记者、编辑、推送人员等。其他三类新媒体从业人员分别是新媒体企业出资人、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白柔转岗后KPI压力很大,每个月要写8篇深度报道,编辑部要求他们尽量去采访很多很多人,拿很多独家的料,想要他们努力去做好,“其实还蛮难的”。如果要写一家公司,起码要认识几十号人,如果要参加一个活动,编辑部希望她加上那个公司的高管,以后在他们身上拿料。这是一件很消耗人的事情。
 
久而久之,她感到厌倦。很多事情她都会从职业视角出发,加一个人,她的第一反应是,“他这个人有什么利用价值,你能拓展他的人脉圈到哪一个地步,你跟他的交往会不会给以后你拿料做好铺垫?”
 
“我真的不想这样做。我是一个很直很率真很随性的人,东北大妞。前天有个很好玩的段子说,你拿我当朋友,我把你当私域流量。”白柔觉得这一切都太难了,公司想要的东西,她太难给到了,“它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不是外在的冲击,而是内在的压力。”
 
白柔这样比喻她的状态。有的压力是在让人爬一个坡,如果你愿意去爬那个坡,你就去,但是你越往上爬,你就越缺氧越难受。这个时候你是要成功和胜利,还是要往下折返,寻找一个相对自由的地方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她选择自由呼吸。
 
“我身边的朋友总是劝我,要慢慢来,不要太急。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公司里,不可能不急,因为领导比你还急。给公司提供价值,需要你快速成长。没有人愿意养闲人,最重要的是,公司的试错成本不知道是高是低,公司也不会给你一个很长的试错时间,如果你一个礼拜状态不好,你对公司来说就是一个负担。”她对那样的状态感到无奈,而这却是北京大多数新媒体公司的现状。
 
白柔的状态越来越不好,她去找主编同步自己的状态信息,主编说,她最近的状态确实很不好,没能全心投入。
 
“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要全心投入?我愿意在10个小时内去处理工作,其他时间让我去做其他事情。”白柔说,“但我连其他时间都没能去做自己的事情,我连睡觉都是崩溃的。”
 
辞职前一天,她仍然保持着正常的工作状态。“在家睡觉,在公司写稿,在别的地方和采访对象聊天,在饭桌上和潜在的采访对象聊天。”
 
做记者几个月后,她努力和陌生人聊天,培养自己和别人聊天的能力,现在,她和任何人聊天都不惧怕,和别人聊天反而令她特别开心。白柔确实是一个很开朗的女孩儿,但写稿就很痛苦,和领导聊天就很痛苦。
 
今年上半年,一档乐队综艺节目很火,有一次白柔去跟访一支乐队,她特别兴奋,那天她从早上10点穿着高跟鞋站着到晚上12点,都没觉得特别辛苦。她后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可能真的只有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才会兴奋。
 
此前,白柔和同事去办活动,能接触到很多商业大佬,“采访各种人我完全没有兴奋点,就觉得这只是一个采访,我觉得一个人为了完成任务,和你热爱这个东西,你付出的东西、完成度、喜悦程度都会差很多。”
 
她从小就喜欢看台湾偶像剧,大学还去台湾交换了半年,深受台湾文娱文化影响,她给过自己期许,长大后做娱乐领域的内容。只是到了大学她碰上了另一个观念,才有了之前的商业媒体经历。
 
大学时,很多人说做娱乐内容没有门槛,很低级,好像大家都能做,这种东西就属于小孩子,如果她自己去做的话,会被人认为还不长大,但如果去做商业经济领域的内容,别人可能就会高看你,觉得你做的事情“很大人”。
 
但后来做得久了,发现其实不是这样。“你喜欢最重要,别管别人怎么去看。并且娱乐这个东西也可以做得很有门槛,不要流于表面。有时候你喜欢就是一种价值。这种门槛就是一种价值。”
 
8月3日,白柔已经从原单位离职了,早上5点多踏出家门奔向机场,前往西南地区一带游玩,希望能放松心情。那一刻,她没有对即将开始的旅行抱有任何憧憬,“我知道自己在逃避”。可她还是想去给自己放个假,去给自己的兴趣谋求一些更大的空间。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反而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
 
一切东西都向前走时,这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过程,当一个人停滞了,断档了,跟不上节奏了,就会觉得很吃亏。
 
庞磊觉得这和北京整个大环境有关,各种因素,整个节奏很快,如果是别的行业从业者,到了周末,可能什么都不管,就跑出门去玩,“但是我们这个行业不这样,要是周末突然有一个什么新闻,还是要做。”
 
庞磊现在在一家自媒体机构主要做内容作者,偶尔做编辑。他与薛登山、黄蕾、白柔遭遇过的职场危机不同,他是我约访的几个人中看起来最轻松、对工作最得心应手的人。
 
他觉得现在做的东西多了很有成就感,“你写得很好的稿子,你写得很满意的稿子,出去后,别人也会夸你,阅读量也不错,还是来自于旁人对你的认可。”
 
生活和工作都放在了北京,他会觉得比较有压力,这个行业变动的速度、行业出产的概念更迭太快,它们出现的速度一直在刷新自己的认知。也是因为有了这种外部压力,让他觉得自己成熟了许多,可以独立应付很多事情。一直循环的正反馈能让一个人变得积极起来,庞磊享受到了这种循环带来的心理慰藉。
 
大学毕业跑来北京工作,在一家媒体机构一待就是三年,最大的迷茫期有三个。2016年最开始跑音乐领域的选题,后来发现这个领域太传统了,没啥可写的;2017年知识付费火了,他一边写音乐领域,一边写知识付费,没过多久,这个领域又不火了;到了2018年,他盯上了短视频这个赛道,开始在这里大施拳脚。
 
跟着领域做选题对一个内容作者来说很被动,得看天吃饭,领域变动大,选题就多,领域变动小,选题就少。庞磊后来反思,他应该主动出击,自己去站在更为宏观的视角去做一些选题。像他这样的想法和执行力,一般出现在一个人进入这个行业一两年后才能拥有,不是说你不行,而是你得拥有一定的人脉资源、公司资源和行业资源,才能去支配资源。
 
张楚在一家新媒体机构任职,负责第一轮面试。他们公司的招聘启事上写着内容作者必须两年以上经验,但他收到的大多简历都写着应届毕业生,连工作一年的人都很少。
 
“在这个行业里,工作一年,基本上已经算是老人了,大家换工作的频率其实很高,如果你能在一家新媒体公司待上两三年,你起码得是管理层了。”张楚最开始招人会放松工作限制,越到后来,他越觉得吃亏,“培养成本确实有点高,而且你得等那个人的心智、业务能力、思辨能力都成长起来,那已经过去半年了。如果半年后他不想在这儿待了咋办?”
 
这是一个无法确定的因素,招人成了很多新媒体机构管理层头疼的事儿,找不到合适的,合适的可能看不上你这儿。但也有一个好处,每一个人的成长速度都非常快。张楚说,在北京半年接受的事物变化和信息密度,相当于中国二三线城市起码一年,有一种“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错觉。
 
大多数北漂都在压缩式成长,也是因为这种状态,让他们暂时不敢去触碰一切东西,比如爱情。一家直播平台的运营主管告诉我,有一次去团建,她两个女同事在同一天分手了,原因都是工作太忙,谁都顾不上谁。
 
过于理性的工作机制,让他们变得太过独立,失去了对爱情的兴奋感,有人这样分享了自己关于婚姻的思考:“现在工作越久,越来越感觉对女人没兴趣,每天加班写代码就好了,我要不要离婚呢?感觉一个人也挺好。”有些都市人也有过这样的分享:单身久了之后真的会发现一个问题,就觉得好像谁都可以,又好像谁都不行,真的是因为单身太久了,你的眼光变高了,你会不停反思恋爱中犯过的错误,也会不停的思考你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人,真的单身非常久,然后再谈恋爱的话,那真的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有些人一直在培养自己“爱人的能力”,爱别人,也爱自己。他们看电影会哭、看综艺会笑、自己做饭吃会满足、去逛菜市场会幸福、在健身房里会兴奋……在一些细微之处了解自己。
 
北京媒体圈不算大,只要不离开这个圈子,很多人都在互相认识的媒体机构流动,抬头不见低头见。刚开始有些人可能不太愿意去面对前同事或者前东家,到后来也就觉得无所谓了。有一种说法是,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事变动过程,它是这个职场社会运转体系里的一个环节,没必要上升到谁欠谁的境地。
 
但也有离职撕破脸的,薛登山的一个前同事,和赵权要工资没要到,在社交媒体公布了欠薪信息,闹得很僵。通常来说,一家自媒体机构有员工离职,原因通常有四个:钱给的不到位、一起工作的同事是个傻子、你不喜欢那份工作、你觉得你做的事情无意义。
 
年轻人处于职业上升期,大多可以忍受“钱给的不到位”,用爱发电,只要身边有优秀的共事者与他一同从事他喜欢的工作,且他们都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年轻人们一般都能够容忍当前处境。
 
“我曾在一家我很喜欢的公司做实习生,有转正机会,工作内容我也很喜欢,但我妈觉得在北京一个月拿2000块太扯淡,就让我从那家公司离开了。”孙冉现在在找一份内容作者的工作,但找了很多家都没找到。
 
“我太喜欢换工作了吧,2017年毕业至今,我已经换了三份工作了。”三个月前,她从一家内容公司离职,去了一家报社做实习生,两个月后,她就走了,“就想去那里学学传统媒体那套内容生产流程”。
 
在刚刚结束的一次面试中,她没能进入二面,原因和她此前频繁换工作有关,也和她的欲望有关。在第一轮面试过程中,面试官问她想要什么,她想了一会儿,她没能答上来,她不知道她想要什么。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时确实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涉及到的公司也做了模糊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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