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杜威与李普曼关于公众的论战是传统民主观与现实主义民主观的冲突，是理想主义与现实批判主义的冲突。李普曼认为公众是愚昧无知的，公众对于社会来讲就如幻影一般，真正起决策作用的只有那些专家和学者。杜威则认为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在共同体社会中是可以成为积极的公众并对公共事务作出正确判断，只有公众共同参与社会事务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杜威与李普曼的这场争论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杜威由此产生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对公民新闻的发展更是具有启示意义，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杜威的民主共同体的实现。

　　本文第一章主要阐述了选题的来源、国内外研究现状、主要思路及创新点。第二章对文中涉及的两位主要人物的生平及思想做了简单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其思想转变历程。杜威虽然是一位哲学家，但他一生与新闻多有接触，此章还列举了杜威参与的一系列的新闻活动。第三章交代了杜威与李普曼关于公众之争的背景以及经过，李普曼提出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概念，他认为只有作为局内人的专家和学者才能对社会事务做出正确的判断。杜威则认为只有公众广泛参与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杜威的民主理论正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公共新闻运动的理论基础，第四章主要介绍杜威的民主思想是如何引导公共新闻运动的。最后一章，结合自媒体迅速发展的现状再次分析杜威与李普曼的公众之争，自媒体的发展让杜威的参与式民主思想有了实现的可能，并结合自媒体现状对新闻工作者提出新的要求，有助于强化我国媒体的公共意识，更好地塑造公民公共精神，构建和谐健康社会。

杜威与李普曼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

　　2.1 杜威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美国最伟大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学家和政治家，他的思想对美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杜威不仅仅是一位哲学家和教育学家，他还是美国社会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倡导民主自由的政治理想，他毕生都在致力于民主主义教育的实践。杜威的着作涉及政治、教育、经济、历史、宗教伦理和社会学等多个领域，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美国乃至世界，杜威的影响都是无人匹敌的。

　　杜威的教育思想还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9 年，杜威与夫人受邀来到中国，在中国为期两年的时间里杜威做了 78 次讲座，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河北、山东、辽宁、江苏、福建等地。杜威先生在华讲学期间胡适先生担任其翻译，他的演讲内容被整理成稿发表在各地的报纸上广泛传播，将其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传播到中国。

　　2.1.1 杜威生平简介

　　1859 年 10 月 20 日，杜威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的一个普通家庭。杜威的父亲是一个清教徒，在他一岁半时，年近五十的父亲就积极响应林肯的号召离家参军，杜威的母亲露西娜一人独自抚养三个孩子长大。杜威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福基督教徒，杜威在母亲的宗教熏陶中长大。1875 年，15 岁的杜威考入佛蒙特大学，大学毕业后的杜威有几年的中学教学经历，但杜威不擅长课堂管理，于是开始考虑转行做学术研究。1882 年 9月，杜威开始了在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学习，在那里他深入地钻研了黑格尔的思想体系，成了黑格尔的重视信徒。1884 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杜威先后在三所大学任教：1884 年至 1894 年在密执安大学哲学系任教十年，1894 年至 1904 年任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十年，创立了芝加哥学派，1904 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这一时期是杜威学术研究大丰收时期。在大学任教期间，杜威积累了很多教学经验，扩大了研究领域，在学术上逐渐走向成熟。杜威的思想先是受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的影响，然后受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影响，启发杜威产生了新的思想模式，将达尔文主义的科学精神引入哲学领域，后期向威廉 詹姆士的机能主义转变。1894 年，杜威应邀到芝加哥大学担任首席哲学教授，在芝加哥的十年是杜威哲学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他开始对教育理论产生兴趣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着作，同时也让杜威的地位在哲学界如日中天。1919 年 1 月，杜威与夫人开启了去日本的旅程，开展了关于哲学的系列讲座。同年 4 月，杜威夫妇抵达上海，在中国开展了为期两年的游历和讲学。1924年，杜威受邀访问了土耳其，为土耳其政府制定教育改革方案。1926 年夏，杜威赴墨西哥大学讲学。回到美国后，杜威将这些国家的见闻撰文，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和建议。

　　杜威的一生都致力于民主与教育事业，着作颇丰。1911 年，杜威出版了产生广泛影响的《我们如何思维》一书，该书成为进步主义教育改革的经典之作；1916 年，杜威完成了他的哲学巨着《民主主义与教育》，书中阐述了一个民主社会的基本观念，并应用与教育问题的解决；1922 年出版了《人性与人的行为》一书，探讨了人的社会属性；1925年出版了《经验与自然》一书，该书是杜威对他的实验自然主义最系统、最全面的陈述；1927 年就李普曼的《幻影公众》出版了《公众及其问题》一书，在书中他认为重建美国的民主政治根本途径就是拯救已经消逝的公众。1930 年，离开教学岗位后杜威已年过70,他依旧致力于公共事务和发展教育，用自己的行动扞卫着他的民主思想。1939 年，杜威出版了《自由与文化》一书，为了扞卫自己一贯主张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思想。

　　1952 年 6 月 1 日，杜威因肺炎在纽约去世，结束了他不懈追求民主理想的社会活动生涯。正如美国学者伯恩斯坦所评价的：“杜威的一生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力求将智慧与理性用于解决最严峻的社会问题，即民主问题”.

　　2.1.2 杜威与新闻传播的渊源

　　学界对于杜威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哲学和教育学思想方面，对于杜威与新闻界接触层面的研究着墨甚少。其实，杜威的一生与新闻多有接触。他对传播本质和功能的论述启发了一批早期的传播思想家，他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写道：“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存在，而且完全可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②19 世纪 90 年代初期，杜威厌倦了陈腐的学院气氛渴望走出课堂，传播自己的民主思想。富兰克林 福特是纽约一家商业报纸的编辑，因为无法忍受报社对广告商利益的屈从，他辞去工作，计划创办一份“具有社会学特征的 报纸”,这份报纸将彻底摆脱利益集团的支配，只服从于事实、真理和公众的利益。它不同于其他只是对新闻事实进行报道的普通报纸，意在能够展示事件本身深入分析社会潮流，从而使事实更具思想性更有意义。福特找到了正在密歇根大学任教的杜威，他的设想与这一时期杜威的思想不谋而合，杜威对他的计划感到非常兴奋，他认为福特的计划是一个为参与式民主创造条件的切实的计划。1892 年 3月，杜威与福特对外宣告一份名为《思想新闻》的报纸即将公开出版发行：本报将致力于报道思想而不是单纯的新闻事件本身，用哲学的观念阐释思想的流变。《思想新闻》

　　将不拘泥于形式，根据新闻的多少，有无来确定报纸的版面大小，不会因为日期等原因缩减新闻，也不会为了版面而随意添加新闻。在《思想新闻》中，记者对新闻事实给予科学的报道，熟悉理论的学者将成为记者。这样就永远弥补了教育与现实生活之间、理想与事实之间的差距。[1]

　　公告发出后，立即在新闻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杜威和福特受到了当地媒体毫不客气的批判。《底特律论坛报》的记者讽刺道：“每当杜威先生有了思想，就会出一份‘号外',如此一来，订阅者若想读新闻，还要看杜威先生的领悟能力是否发挥正常了”“杜威先生将成为又一位本杰明 富兰克林了，《思想新闻》就是一只’风筝‘,通过这只风筝杜威希望把哲学和生活结合在一起，并使之如同闪电一般，推动社会的车轮。”[2]

　　这突如其来的恶评让杜威深受打击，杜威说他无意引起一场新闻革命，只是想把哲学思想融入社会机体，表明哲学具有某种社会作用。在舆论的压力下杜威选择了退出，《思想新闻》最终也没能出版发行，成了昙花一现新闻。多年后，杜威在给威廉 詹姆士的信中曾表明自己从福特那里受到启发，认为唯心主义的理想必须在客观世界中来实现。虽然杜威的第一次办报活动以失败告终，但是杜威在筹办《思想新闻》的过程中，促使他的哲学思想走向了民主的方向，为杜威的大共同体式民主思想奠定了基础。

　　除了这次失败的办报经历，在其社会活动生涯中杜威还与新闻多有接触。1917 年，他在《日晷》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教授案与公众利益》为维护教师的权利而斗争。

　　他一直关注并参与报刊上的政治讨论，还频频接受《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的采访，1918 年，杜威在《日晷》上撰写文章来支持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 威尔逊的新外交政策。自 1914 年至 1937 年长达 20 多年的时间，杜威还曾为具有进步主义色彩的杂志《新共和》撰稿，他参与政治讨论，宣传其教育思想，提出战争非法化的倡议，与此同时杜威开始构想一种符合自己民主思想的政治主张。1919 年 5 月，杜威夫妇应邀来到中国讲学，适逢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大受推崇，杜威讲座的讲稿被翻译成中文刊登在全国的重要期刊上，传达给了数十万的中国人。1928 年，杜威走访苏联，回国后在《新共和》上发表了 6 篇访苏印象系列文章。可见，杜威与新闻界多有接触，最有名的就是他与李普曼的那场论战。

　　2.2 李普曼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是 20 世纪蜚声美国及世界的新闻记者、评论家和作家，他还是一位思想大师，他的传播理论影响了几代新闻人，是传播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不仅是一名新闻记者，还是一位政治评论家。他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发现美国民主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探索实现美国民主化进程的道路。

　　他一生撰写了 30 余部着作，涉及政治学、哲学、伦理学、新闻学等多个领域。其中影响较大的是 1922 年出版的《公共舆论》，被施拉姆称为传播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其影响力经久不衰。李普曼还曾于 1958 年、1962 年两次获得普利策奖。

　　李普曼于 1889 年 9 月 23 日生于纽约，是德国犹太人的第二代后裔。李普曼年少时不同于一般孩童喜欢棒球和体育明星，他总是被那些力量强大、意志坚定的人所吸引。他的卧室里挂着一张拿破仑的半身像和一幅拿破仑作战场面的油画。

　　1906 年，李普曼进入哈佛大学，进入大学他就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自主选课外他还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哲学以及历史书籍。那时杜威是他的哲学老师，所以李普曼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杜威的影响。在校期间，他热爱写作，在《哈佛月刊》和《哈佛月报》等校刊上发表多篇文章，他反驳温德尔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已经 66 岁的哲学系教授威廉 詹姆斯的赞赏，并亲自登门致意，自此二人经常一起探讨政治、宗教和伦理等问题，成了忘年交。詹姆斯的反对教条、追求新思想主义对李普曼初期的思想产生了影响。李普曼在大学三年级当做志愿者参加了难民救助活动，真切的感受到了现实的贫困世界，他鼓动弱势群体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思想向费边社会主义转移，费边主义的发起人沃拉斯成为了继詹姆斯之后对李普曼影响至深的学者，他在《公众舆论》中提到的“虚拟环境”和“刻板成见”正是受沃拉斯的影响。

　　1910 年春，李普曼加入到《波士顿平民报》任记者，第一份记者工作令李普曼感到非常乏味，因为该报不允许记者发表任何观点。两个月后李普曼成为着名的“扒粪记者”林肯 斯蒂芬斯的助手，帮助斯蒂芬斯做了很多的揭黑报道。（受到斯蒂芬斯的影响，李普曼开始怀疑人性本善，进而相信社会制度的腐败与生俱来。李普曼还学到了终身受用的报道原则：一切言论必须严格基于事实，在动笔评说之前一定要成竹在胸。

　　自此李普曼逐渐形成了开门见山，一针见血的报道方式。同时，李普曼还兼职给《国际》、《大众》等杂志撰写政治专栏，在报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因此积累了一些政治的经验，他还结识了许多政界的大人物，以获得更高的知名度与更广泛的人际交往圈。

　　1912 年，李普曼辞去记者职务，专心写作。1913 年春，李普曼的第一本书《政治序论》出版。该书杂糅了杜威的实用主义，詹姆斯的经验主义，还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1914 年，李普曼接收《新共和》杂志的邀请，任副总编，以哲学的眼光为《新共和》撰写新闻评论。借助《新共和》这个平台，李普曼真正进入了名流社交圈。在《新共和》的两年间所发表的文章中，李普曼对事物的看法一直在发生改变，他一边表达着自己对世界的态度一边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在抨击与调和之间保持着暧昧的态度，这也是李普曼思想形成的最初时期。李普曼还有两年的直接从政经历，1917 年，李普曼任美国陆军部部长贝克的文职助理。1918 年任驻巴黎陆军情报处上尉。1919 年再次回到《新共和》杂志社，他的这段从政经历使他对社会不再持有乐观的态度，并逐渐形成了深入批判的社论风格。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的宣传经历使李普曼认识到，舆论是可以支配的，大众的头脑也是可以操纵的。

　　1920 年李普曼决定写一篇长文，全面地探讨思想和言论自由是如何表现自己的，并且发现舆论是可以被左右的。他写了三篇文章，合在一起出版了《自由与新闻》单行本，他标新立异地指出，有关政治的传统理论已经过时了，因为这些理论未能考虑到舆论的力量。他认为规定更严格和专业性更强的标准是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可靠的新闻、真实的资料、公正的报道和不偏不倚的事实”可以使公众得到所需的消息，并对公共事务做出明确的判断。①在此基础上 1922 年李普曼出版了《舆论》一书，他在仔细研究了民主理论的中心问题下，认为新闻界的任务是客观地提供这些事实。他在书中提出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观点，他把普通公众称为“局外人”,把专家学者称为“局内人”.

　　并对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讨，完成了新闻史上对舆论传播现象的第一次全面的梳理，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此书研究了民主与舆论，新闻与大众的关系，还提出两个概念：一是虚拟环境，即大众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二是刻板成见，即人们对事物所持有的简单的、固定的观念和印象。这是一部以哲学的角度分析大众传播的经典巨着，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

　　1922 年至 1931 年的十年间，李普曼任《世界报》的主编及社论专栏作家。1930 年，随着股市的崩盘《世界报》被并购，李普曼离开《世界报》接受了《先驱论坛导报》的邀请，开辟了阐述自己政治观点的专栏，命名为“今日与明日”.此后的 36 年，“今日与明日”成了李普曼的标志，使得李普曼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同时使李普曼有了一大批拥护者。那时的人们早餐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咖啡和李普曼的专栏，李普曼的专栏评论成了人们生活每日所需罗纳德 斯蒂尔在《李普曼传》中是这样形容李普曼的影响力的：“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这一点反过来又赋予他权力去左右总统、政治家和决策人物。”.“今日与明日”是美国言论史上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专栏，李普曼也因此两次站在报人最高领奖台上--普利策奖。1960年，李普曼首次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录制了一个小时的谈话节目，节目播出后轰动远超想象。此后李普曼每年接受一次采访，直至 1965 年最后一次谈话播出，共六次。1963 年，肯尼迪遇刺后，新上任的总统约翰逊亟需舆论支持，李普曼助其一臂之力。约翰逊曾在一次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用胳膊搂住李普曼向大家宣布：“这一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新闻记者，他是我的朋友！”1964 年，约翰逊总统授予李普曼总统自由勋章。

　　1967 年春天，李普曼宣布停止“今日与明日”专栏写作。但他仍给一些报刊继续撰稿，1971 年 1 月，李普曼为《新闻周刊》撰写最后一篇文章。1974 年 12 月 14 日，李普曼死于心肌梗塞。

　第 3 章 杜威与李普曼公众之争的背景与经过

　　20 世纪 20 年代，30 岁的李普曼是蜚声国际的记者、专栏作家和政治家。60 多岁的的杜威是美国最着名的哲学家之一，其在美国哲学界的地位及影响力无人能及。两个人虽相差三十岁，却在许多政治问题上持有相同的立场，他们都反对报刊自由主义，都支持妇女运动，都信仰以科学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在李普曼大学时期，杜威就是他的哲学老师，李普曼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了杜威的影响。受到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体现在 1913 年李普曼的第一本专着《政治序论》中，他主张用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李普曼在《新共和》杂志社任职期间，还邀请杜威作为该杂志的撰稿人之一。1916 年，杜威出版了哲学经典巨着《民主与教育》一书，在书中杜威全面而又详尽的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理论，呼吁用民主的教育来创建民主的社会。李普曼对杜威的《民主与教育》一书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认为该书是“有助于美国未来文明的成熟的智慧。”[4]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国内国外局势动荡不安，他们将注意力都转移到创建民主政体上来，他们都把实现美国民主社会作为理想，只不过他们所提出的实现民主的方法出现了分歧。杜威更倾向于公众共同参与的大共同体式民主，李普曼则更倾向于精英主义。

　　3.1 杜威与李普曼公众之争的背景

　　在 19 世纪下半叶 20 世纪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乃至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时期是美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时期。美国由一个农业国家一跃成为了一个工业国家，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社会的转型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暴露出了诸多社会问题。垄断资本成为经济领域的最高主宰，资本家占据着大量的财富；大批移民涌入美国境内，城市住房紧张，日常用水供不应求，生活坏境更加恶化；官商勾结腐败滋生，犯罪问题增多。人们享受着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承受着腐败、犯罪、贫困、经济垄断等社会问题，人们迫不及待的想建立更加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世界大战、冷战等变故后，西方社会的精神氛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政治、文学、教育、哲学、艺术还是新闻传媒领域都受到了影响。（在那个时代，在追求高额利润的过程中，作为公众舆论必不可少的滋养品的新闻，已被耸人听闻和浅薄无聊所污染，并且威胁着民主政治。更为可怕的是，各种政治、经济力量乃至社会偏见渗透到媒体中来，事实与虚构、新闻与娱乐、信息与广告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新闻不仅经历着它作为民主机构角色的信任危机，而且还经受着人们对其民主能力的普遍怀疑。①美国的文化开始走向自主发展的道路，本土文化意识逐渐成熟，各领域涌出了一大批着名的代表人物。

　　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无疑站上了哲学的高点，并将其运用到教育领域，对美国和世界的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发现先前对人性、对公众，对真理的辨明等方面的看法太简单化、理想化，这种理想化的看法与现实有相当大的反差。这样，人们就迫切的需要把自己从理想化的状态调整到现实的状态，形成对人性、对社会更为现实的看法。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李普曼和杜威展开了一场有关公众的争论。

　　3.2 杜威与李普曼关于公众问题的观点交锋

　　杜威与李普曼的这场争论开始于 1922 年，李普曼出版了《公众舆论》一书，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极大的推崇。此书研究了民主与舆论，新闻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是研究大众传播的经典之作。这本书挑战了传统的民主观念，认为普通公众是非理性的个体，他们没有能力在处理社会事务中产生正确的观点。这是因为受到“虚拟环境”和“刻板成见”影响。

　　在书中，李普曼由一个例子提出虚拟环境的概念，即人对环境的认识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自身对环境的“虚构”和“描写”来理解环境的。（虚拟环境是楔入在人和环境之间的，公众在虚拟环境中的表现就是一种反应。然而，恰恰因为那是一种表现，那么产生后果--假如他们是一些行动--的地方，就不是激发了那种表现的虚拟环境，而是行动得以发生的真实环境。③李普曼认为，外部的世界纷繁复杂，超出了普通公众的认知能力，通常人们对事物作出反应，是对虚拟环境作出的反应而不是真实的环境。

　　虚拟环境和真实的环境是不同的，所以在虚拟环境中公众对事物所作出的反应是不真实的。因此，公众总把假定的事实而不是真正的事实作为事实。真正的民主只有在一个真实的公共舆论环境中才能够形成，良好的公众舆论环境需要公众对外部环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但由于事件的复杂性和传达事实的渠道的复杂性，公众难以了解事实的全部真相，对外部环境很难有清晰确切的认识。

　　另外，李普曼认为公众头脑中存在着一种刻板成见，这种成见影响着公众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人们看到的东西是他们所期待的东西，是他们的阅历、情感和知识促使他们去看。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先定义后理解而非先理解后定义。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①公众的成见是根深蒂固的，难以改变的。李普曼还认为刻板成见不仅存在于普通公民身上，也存在于新闻从业者的身上，新闻从业者为了迎合受众的口味，以及承受广告压力和内部规则，很难做到公平公正，也难当民主的重任。在所有错综复杂的问题上都诉诸公众的做法，其实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借助并无机会知情的多数的介入，来逃避那些知情人的批评。孰胜孰负要看谁的声音更响亮迷人，谁的吹鼓手更有手腕更无耻，谁能在报纸上占据更大的版面。②对于改变这些缺陷实现民主的办法，李普曼又提出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概念，他认为新闻媒介更应该倾听那些由专家、学者以及高阶层人士构成的“局内人”的意见，而不是愚昧无知的普通公众的意见。

　　《公众舆论》出版短短几个月后，杜威就在《新共和》上发表文章，质疑李普曼对民主的悲观态度。他讽刺道：“政治舞台上的这位大人物是如此冷静如此坚定，其表述风格是如此客观又富有文采，以致读完这本书的人几乎不会认识到它是对民主最有效的指控”.正当杜威准备进一步对李普曼的精英主义思想进行批判的时候，李普曼于 1925 年出版了《幻影公众》一书，对杜威的参与式民主思想进行了更直接的批判，他的精英主义更加明显。李普曼对传统民主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建立在民众广泛参与基础上的传统民主只是个神话，传统民主理论所塑造的神圣的公众形象只是一个幻影。他在书中提出，应该把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限制在绝对低的程度之上。李普曼开篇就把公众比喻成坐在剧院后排的聋哑观众，他们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显得麻木而又茫然。“他们无法拥有自己的主张，只能迷惑而倦怠地遵循他人的意见。”他认为，公众不需要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只需要跟在那些掌控大局的“局内人”后面，做他们能做的事情。他说：“我相信，他们对社会生活中复杂而充满变数的各种问题不可能保持长久的热情，不可能做出哪怕是最粗略的判断，甚至不可能有半点专业的样子。通常，他们把事务代理权委托给具有专业素养的公众中的杰出人士。绝大部分问题都在这些专业人士的能力掌控范围内，普通公众只能捕风捉影地了解到一点点。”[5]

　　对于李普曼的精英主义政治，杜威坚决反对。他虽然肯定了专家的智慧和能力，但是他并不认为专家的智慧和普通公众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杜威对公众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抱有相对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人性是可塑的。在启迪大众方面，专家和学者应该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而不是凌驾于公众之上。杜威指出：“只有知识分子愿意成为被大经济利益集团所利用的工具，专家统治才可能运行。否则专家必须要与群众结盟，而这暗示着，群众又一次需要参与管理”.[6]

　　针对李普曼提出的问题，杜威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演讲，并集结成册于 1927 年出版了《公众及其问题》一书，全面系统的阐述了自己的民主思想。杜威说，民主的目标不是有效的管理社会事务，而是让人民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换言之，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杜威坚持认为公众并不是像李普曼所认为的那样是个幻影，公众是真实存在的。

　　公众也不是李普曼所认为的那样愚昧无知，公众的素质虽然有缺陷，但是可以培养的。他认为“民主的基础是对人性之能量的信赖，是对人的理智，对集中的合作性经验之力量的信赖。这并不是相信他们都是完美的，而是相信，只要给他们机会，他们就能够成长，并不断创造用以指导集体行动所必须的知识与智慧。”

　　他坚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信息得以广泛的发布到个体中，一个真实的有组织的公众就会出现。公众共同参与社会事务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即实现“大共同体式民主”社会。杜威对李普曼的精英主义观点表示反对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无法证明社会精英不会受到虚拟环境和刻板成见的干扰，基于此，杜威认为只有公众都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畅所欲言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杜威提出“让他们去发表，有赞成的，有反对的，然后可以看出真假厉害，再经过许多讨论，结果拿来做决策。这个最初听起来不是很危险吗？但是有天然的限制，不要紧的。人无论如何荒谬，不会同时许多人荒谬的。有一部分人荒谬的时候，自然有人出来反对：讨论的结果，自然趋势总把荒谬者修正不少，或荒谬者也自然被淘汰了。”①从中不难发现，李普曼对公众的看法是现实的、消极的，杜威对公众及民主的表述是积极乐观、非常理想的。李普曼主张依靠社会精英实现民主，杜威则认为实现民主需要公众共同参与。杜威认为实现民主的基础就是对公众能力的信赖，对集中合作能力的信赖。简而言之就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个人，无论他的能力是大是小都有权享有自己平等的机会。而他们共同生活的集体也会影响人们的所想、所做和所求。

　　杜威与李普曼都看到了民主化进程中公众存在的问题，在解决的方法上存在分歧，李普曼倾向于精英主义，杜威倾向于公众共同参与。杜威认为，对公众的启蒙要比对政府管理者的启蒙更重要，因此与那些专家学者相比对公众的教育来的更有效一些。杜威指出，若不想让公众处于失势地位，就必须把大社会转变为他所说的大共同体，这就需要“对沟通意义的方式、方法加以完善，其目的就是，让对于互相依存行为的真正的共同兴趣可以指导愿望与努力，从而指导行动。”②两个人对公众和民主的不同观念对新闻工作者也就提出的不同要求。李普曼希望新闻工作者将局内人的观点准确的告知公众，要拥护那些决策者给出的建议。杜威则认为公众有参与新闻的权利，新闻工作者应该让公众发声，促进公众与社会精英的平等交流，共建和谐共同体。杜威的这一理论思想被认为是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公共新闻运动的理论基础。

　　3.3 杜威与李普曼之争在当时的影响

　　20 世纪 20 年代杜威与李普曼的那场论战到底谁是谁非，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对于那场争论很多学者都发表了不同的看法。美国批判主义社会学家赖特 米尔斯认为，杜威追求的参与式民主理想色彩太浓，其隐含的民主共同体社会假设不但对一般公众无益，相反蒙蔽了公众的双眼，他让人民沉浸在其构想的其乐融融的和谐社会里看不到社会的黑暗面以及权力阶级斗争的危险性和破坏性。罗伯特 维斯布鲁克则认为：

　　“杜威的所有分析和论述都证明，有必要确立一种系统的知识体系，帮助公众走出困惑状态。但是，在杜威的论述中他并未对这些问题提出合理而又完整的解决办法，充其量只是模糊而未加完善的因素。杜威列举了形成伟大共同体的无限困难条件，但却未对如何克服困难给予任何指导。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论证几乎接近于断言幻影公众不会有具体体现的李普曼。虽然杜威对描绘美国民主的悲惨境地作出了贡献，但是事实证明，他并非驱魔法师。”①其实杜威早就认识到他自己的民主思想是非常理想化的，实现起来需要一个长期的不断努力的过程，但是他认为并不能因此而放弃理想放弃对民主的信心。他始终以极大的信心和热情投入到民主的建设和社会的改革上来，同时他也在与李普曼的争论过程中不断推进和改善自己的民主理论和构想。

　　学界对于对李普曼的评判主要是批判李普曼的精英主义，他们认为李普曼过于相信精英而贬低公众的能力。斯蒂尔对李普曼的精英主义提出质疑，普通公众和专家都是生活在同一个信息受到控制的社会，即使认定专家学者的知识性和智慧都高于普通公众，但他们是如何摆脱自己固有的成见的。美国着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小阿瑟 施莱辛格指出《公众舆论》这本书是“怀疑主义令人敬佩的尝试”,在这种怀疑主义作用下，李普曼看来已经把每一种普遍模式和每一个重要观点都从他脚下扫荡干净。②在李普曼看来，愚昧无知的公众无法从新闻媒介那里获得真相也没有能力理解真相。在批评家看来，媒体和公众确实存在严重缺陷，但不能因此就放弃公众了解真相和公平、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而是应该尽可能的增强媒体的技能和公众的素质。另外，李普曼还否定了新闻媒介对于民主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他说，新闻机构做上乘的表现就是成为制度的仆人和卫士，最差则会沦为少数人利用社会混乱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③李普曼对新闻媒介悲观的态度引发了舒德森的反对，在他看来，“新闻界的职责是帮助培养一个更加见多识广的选民群体，而一个见多识广的选民群体能够创造一种更好更充分的民主”.想要追求民主自治的理想化社会，只是寄希望于专家和学者的智慧和决策，无疑会困难重重。

第 4 章 杜威与李普曼公众之争 20 世纪 90 年代再度引起关注

　　1990 年代，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的公共新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杜威与李普曼的公众之争再度被学界重新提起并引起关注。公共新闻的理论阐释者罗森、凯利等对杜威和李普曼的争论中的话语、观点都多有征引，而杜威在这场争论中的主要观点1任关系，复旦大学的谢静博士指出杜威的思想可视为美国公共新闻运动的思想基础，特别是杜威与李普曼间的争论启发了后来的公共新闻运动。

　　虽然在 20 年代，李普曼的理论比杜威的理论赢得了更为广泛的支持，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现实与社会精神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精英主义政治观遭受质疑，公众与媒介的关系愈发紧张，公众对媒介开始不信任，在 20 世纪 90 年代杜威的思想又被重新提起。

　　公共新闻事业处处闪耀着杜威的思想光芒。杜威认为，传播是参与，是主体间基于参与达到经验共享的活动，在传播中，传者和受者之间密不可分，相互影响；民意是民主的理性前提，民主政治的根本就在于创造条件维护和确保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媒介是恢复民主共同体和公共生活的重要机制，媒介要尊重公众的表达权利，让公共真正变成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

　　4.1 公共新闻运动与杜威的参与式民主思想

　　杜威的公众广泛参与的媒介观，是在与李普曼关于公众的争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杜威的参与式民主思想被很多新闻学界学者认为是美国公共新闻运动以及公民新闻理论基础之一。美国学者、公共新闻运动的倡导者之一的凯瑞认为，“如果新闻从业者的意图在于促进民主进程中公众更加积极地参与，就必须实现从李普曼式的‘告知新闻’到杜威式的‘对话新闻’的转向”.[7]也就是由李普曼的精英主义向杜威的共同参与式民主转向。公共新闻运动是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社会兴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新闻改革运动。

　　它是以 1988 年美国总统大选为契机，针对公众对政治与媒体的疏远，报纸发行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在美国新闻界自发展开的一场改革运动。公共新闻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求新闻从业者在发布新闻的同时，要调动受众的兴趣，让受众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参与讨论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对策，从而使公共问题得以解决。这对美国社会以及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可以说这场新闻改革运动一直延续至今，并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公民新闻。

　　公共新闻又被称作“公民新闻”和“参与式新闻”,根据《维基百科》的有关条目的解释，“公民新闻”,它是公民“在搜集、报道、分析和散布新闻和信息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行为”.这里的“公民”实际上是不具备专业媒介素养的广大普通公民。研究新媒体的美国专栏作家马克格拉泽认为，“公民新闻就是让没有经过专业新闻训练的普通公众通过运用新的传播技术来发布信息，在为传统媒体提供的新闻信息增加新的素材的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对媒体所提供的信息进行查证和检验。”

　　学者郑保卫是这样定义公民新闻的：“公民新闻指的是普通公众借助网络技术主动参与新闻传播活动时发布的新闻。”从公共新闻运动的特点及相关概念，我们可以发现，20 世纪 20 年代杜威与李普曼关于公众与民主的争论中，杜威的参与式民主思想正是其理论来源。

　　公民新闻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公民新闻的传播主体是普通公众，杜威的参与式民主思想正是将普通公众放在主体位置，公共事务需要公众共同参与。杜威提出，只有公民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信息，专家或职业记者、编辑不论有多么灵通的消息，拥有怎样敏锐的洞察力，都不能也不可以代替公众作出所谓的最佳判断，就像是鞋子哪里夹脚只有自己知道。而且公众有能力、有智慧也有权力对公共事务作出正确的判断。[9]

　　公民新闻兴起后，信息的采集、制作和发布完全可以由公民个人完成，这正满足了杜威所提倡的公众才是参与社会事务的主体，他们不再需要专业的新闻传播机构告诉他们应该接收什么样的信息。其次，公民新闻的传播手段是依靠新的传播技术，即新媒体技术，如博客、微博、BBS、移动电话等。这些新媒体手段为公民发布新闻提供了技术支持，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例如 2001 年轰动世界的“911”事件，大量的图片、视频、录音都是普通公众通过手机、相机等亲自拍摄录制并上传到博客与其他公众一同分享。

　　百年前的杜威将实现民主的理想寄托于沟通，寄托于媒介的传播使得公众可以自由发声。如今，新媒体的出现使公民新闻得以发展，公众成了新闻的参与者，杜威的理想成为了现实。最后，公民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都是与公众息息相关的，公众感兴趣的公共事务或话题。例如，虐猫事件、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等都是与公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公民通过网络的时时关注时间发展的动态，通过评论和转发又实现了信息的传递作用，引起更广泛的关注。杜威的共同参与式民主思想正好与公民新闻所倡导的参与性相呼应，而且公众都是基于共同的兴趣和利益参与社会事务，这为他们积极主动传播信息，参与传播过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4.2 杜威的参与式民主思想及民主共同体理论

　　杜威认为，民主不只是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式，一种治理政府的方式，一种通过普选及选举的官员来制定法律和管理政府行政的方法；民主的含义比这些要宽广的多。当然，这些是它题中应有之义。但它是某种更宽广、更深刻的东西……正如我们常说的，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不过我们未必理解了其中的含义。①杜威主张的民主既有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他还主张把民主和人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是指在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中，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都要充分理解尊重他人的意见，与他人和平共处，平等互助，进而发展成为人们的一种行为习惯，成为人们素质的一部分。这样，在民主的发展过程中，人性也会随之发展变化，在这个人与社会不断的变化中逐渐形成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他写道：“每一代人都必须为自己再造一遍民主；民主的性质、内涵并不能由一个人或一代人传递给另一个人或另一代人，而必须根据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变化着的社会生活的需要、问题与条件进行改造。”

　　在杜威的哲学中，民主不是现实存在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民主的实现需要人类世世代代的努力和传承。“共同体”的概念不是杜威首次提出的，在西方很多哲学家都曾提到过“共同体”（community），在中国它被学者翻译成“社区”、“社会团体”、“社群”等。亚里士多德把“共同体”定义为为了达到某种共同的善的目的而组成的关系或团体。他认为组成团体最终目的是为了完成某一种善业，求取一种善果。英国社会学家麦基弗认为共同体不是由简单的个人出于共同的利益组成的集合，它需要一种组织作为载体，这种组织可以小到家庭，大到国家。他们都有相同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共同的利益。

　　杜威的民主思想主张由“个人”出发，个人的思想通过参与“民主共同体”得到完善。我们通常认为的民主是某种政府组织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普通公众选举出他们的管理者。杜威认为，这样理解就误解了民主的本质，民主是一种伦理，是一种参与。在杜威那里，“共同体”被提到了民主的高度，他写道：“作为观念，民主并不是社会生活原则以外的某种东西。它就是指共同体生活本身。”“在共同体内，人们拥有共同的‘利益’、‘愿望’、‘目的’、‘信念’以及‘知识'.”“共同经验的结果得到考虑和传播……愿望与自觉因而被赋予共同的意义。这些意义于是被转化成欲望与目的：由于蕴含着共同的或彼此理解的意义，它们便提供新的联系，将联合的行动转化为利益与追求的共同体。这样，公意与社会意识--比喻意义上的--就应运而生了……共同体就这样由一种能量的联合体转换成意义的联合体，其意义为参与联合行动的成员们彼此意会又言传……”

　　可见杜威所认为的民主共同体是非常理想的，它与人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主张通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形成“共同性”,而不是由外力条件把他们强行限制在一起。在他共同体内，经济、政治、文化、信仰、情感和社会生活很好的融合为一体，人们拥有共同的信念、利益和愿望，社会成员之间自由交流，共同协作，互相关心，平等互助，每个人都自由而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使社会各种制度可以灵活的调整，共同促进每一个人的自我实现和发展，所有成员共享和谐美好的幸福生活。

　　他认为：“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沟通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在共同（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沟通（communication）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字面上有联系。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沟通乃是他们达到占有共同的东西的方法。”

　　杜威理想的共同体是建立在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上，成员拥有共同的社会理想和利益上，以及成员的分享、合作与参与之上。杜威认为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就是形成公民共同参与的民主共同体。“大社会转变成为一个大共同体，公众就不再处于被遮蔽之中。仅凭传播就能创造一个大共同体。”③杜威将实现民主共同体寄希望于媒介的传播。他认为，媒介应该作为维系公众和政府间的纽带，为公众提供各种信息，同时依靠媒介的传播，公众可以自由的发表意见，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通过媒介的传播促进公众与公众之间，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有利于重整社区精神、重建共同体社会。杜威对传播的独到理解受到他民主哲学观的影响，他认为传播不是发生在主体与客体之间，而是主体与主体间的交流与沟通。

　　人类的传播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最初的语言传播发展到现在的自媒体传播，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接下来本文将探讨通过传播媒介的不断发展进步，网络迅速发展自媒体应运而生，如何使得杜威的大共同体式民主思想有了实现的可能。

　第 5 章 杜威与李普曼之争在自媒体时代的意义

　　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杜威的参与式民主思想和建立民主共同体的思想无疑是非常理想的，但在今天，自媒体时代背景下，实现杜威的民主共同体思想也不是没有可能。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公众参与新闻带来了机会，使得杜威的共同参与式民主思想也有了实现的可能。

　　5.1 媒介技术的发展历程

　　回顾人类的传播史，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经历了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网络传播五个阶段。其技术的表现形态有五种，不同阶段中的媒介技术各有特色。每一次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演进，对传播史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把握各个阶段媒介传播的特点，有助于我们分析自媒体时代背景下，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对杜威与李普曼的争论又有了新的看法。

　　5.1.1 传播媒介的变迁

　　（一）口语传播媒介。口语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的第一个阶段，是其他一切媒介传播的基础，即使在媒介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口语传播的地位依旧无可替代。罗杰？菲德勒认为“从头盖骨化石上搜集到的解剖数据可以确认，距今 4 万到 9 万年前，现代人类获得了说话的能力。作为家族或部落群体内部人际沟通实际需要的自然发展结果，口头语言的基本形式也许出现在这个进化过程中相当早期的阶段……由于没有现存记录，关于口头语言的起源将永远是一种猜测”. 语言的产生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传播的开端。口语传播是指传播者通过口腔发出声音并运用词语、语法结构、手势和肢体语言等向受传者传递信息的交流活动。口语传播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简单快捷，可以随时随地交流，还可以在不同的地点向不同的对象进行传播交流；必须由人亲自参与其中面对面进行交流，传播的范围较小；传播者可以一人向多人发布信息，具备了大众传播的性质；传播的信息依靠人的记忆力能得到一定的保存，但经过多人反复口述传播，信息难免扭曲失实，因此信息的准确性较低。

　　（二）文字传播媒介。文字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的第二个阶段。文字传播媒介伴随的文字的产生而产生。文字传播是指借助物质手段作为文字的载体，用可视的语言文字符号传递和保存信息。文字传播的媒介形式经历了从石头、泥版逐步向较轻的龟甲、兽骨、竹简和便携的羊皮、绢帛、纸张的转变。文字传播的特点是：文字可以长久的保存信息，克服了语言的转瞬即逝的缺点；文字传播信息的准确性相对语言传播较高，不仅仅是依靠人类有限的记忆能力；文字传播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扩大了传播范围；文字传播的传播速度相对较慢，文本的制作需要人工进行篆刻或书写。文字的传播促使新闻媒体的出现。我国现存最早关于古代报纸的记录是孙樵《经纬集》中《读开元杂报》，内容主要以报道朝廷政事为主。

　　（三）印刷传播媒介。随着蔡伦发明造纸术，纸张普遍使用，以及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类传播活动开启了新的篇章。元朝后期，我国的印刷术连同其它发明被蒙古军队带到西方。公元 1456 年，德国铁匠古登堡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发明了铅活字和手压印制设备，并首次印制《圣经》。印刷传播媒介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是早期的手工印刷阶段，二是后期机器印刷阶段。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飞跃，许多珍贵的典藏着作被印刷流传千古，各类印刷品的复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尤其是机器印刷时代的到来，为大众传播提供的技术保障。印刷传播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相较文字传播信息量大，效率高；信息借助机器可以大量的复制得以更加广泛的传播；具有便携性，可以随时阅读；许多印刷品，珍贵典籍得以永久保存。印刷术的出现是人类传播历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印刷所的出现促使印刷传播业更加发达。到 19 世纪 30 年代中期，纽约出现了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媒介--便士报。这种报纸比较廉价且内容简单通俗，深受广大市民的喜爱。印刷传播的普及和发展，使人类由人际传播的时代进入大众传播时代。

　　（四）电子传播媒介。电子传播是利用电磁波或电子技术进行传播的方式。1837年，莫尔斯发明有线电报并于 1844 年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封电报，标志着远距离传播的开始。1876 年，贝尔发明了电话机，电话机可以直接传递声音并且可以双向交流，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改变，深受世人喜爱。1877 年，第一份用电话传收的新闻电讯稿就被送到波士顿《世界报》馆，推动了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10]随着有线广播和无线广播的诞生，1920 年世界上第一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广播电台 KDKA 电台成立，标志着一种新型的大众传播媒介的诞生。[11]广播是以电波为载体传播信息，其时效性远远高于印刷传播，具有更广泛的受众。电视的出现，真正的实现了传播的大众化。电视既有报纸的文字和图片，又有广播的语言和音响，实现了视觉和听觉的同步接收。电视以电子技术为依托信息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传播内容丰富多彩，图文并茂生动形象；直播类型的电视节目实现了即时互动性特点；直接传播减少信息传播的损耗和失真，使信息的真实性更高。

　　（五）网络传播媒介。从 1946 年在美国费城诞生的第一台计算机开始至今的将近70 年的时间，计算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逐渐实现智能化网络化全球化等特点。网络传播是以计算机通信网络为基础，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从而达到其社会文化传播目的的传播形式。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1994 年中国全面接入互联网，网络得以迅速扩展，进入千家万户，自此信息的传播又有了一种新的更方便快捷的方式。1998 年 5月，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联合国新闻委员会上正式提出第四媒体的概念，即网络媒体。

　　不少传播学家认为，网络媒体集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的优势于一身，主要有以下几点：信息容量大，不受时间和版面的限制；集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资料于一体，使信息更直观、形象；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可以瞬时将信息传播到世界各地。

　　网络传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双向交互性，它克服了其他传播媒介点到面的单向传播的弊端，实现了多对多的交互传播，公众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发布者。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信息由多数人向多数人传播新闻的形式开始出现。

　　5.1.2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及其传播特点

　　互联网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一是以雅虎中国、网易中国、搜狐中国为代表的单向传播的门户网站阶段，公众被动接收编辑制作的信息。二是以百度、谷歌为代表的搜索引擎阶段，公众可以通过自主搜索获取想要的信息。三是 Facebook、Twitter、博客、微博、论坛等开启的社交网络阶段，也就是自媒体时代，个人可以发布新闻和传播新闻。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全世界人民共享了一个空间无限的信息平台，自媒体应运而生。依据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理论，自媒体的出现就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媒介时代的开始，我们称之为自媒体时代。

　　自媒体的载体主要有微博、博客、维基新闻、Twitter、Facebook、MSN、论坛、手机等媒体形式，现在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手机终端来发布并获取消息，自媒体得到蓬勃发展。

　　2003 年 7月，美国学者谢因波曼和克里斯 威尼斯两位联合提出 We Media（自媒体）的概念，并给自媒体下了一个严谨的定义：“We Media 自媒体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①由此可看出自媒体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传播主体是普通大众，二是借助数字科技技术，具有超强的时效性和互动性，三是要提供与分享新闻。

　　自媒体传播的特点首先，自媒体的传播主体是普通大众，任何掌握传播手段的人都可以参与其中。自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过去传统的“传--受”结构，以前的受众处在信息链的最底端，他们只能被动的接受那些由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发布的新闻。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给广大受众创造了一个无限大的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们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发布者。2010 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我爸是李刚”事件就是由河北大学的学生将现场的图片发布到天涯上，公众纷纷转发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就是一个普通公众作为传播的主体发挥出自媒体强大功能的案例。

　　其次，自媒体的传播内容丰富，良莠不齐。由于传播主体的平民化、草根化以及传播途径多元化等特点使得自媒体传播信息数量庞大，内容繁杂。自媒体平台充斥着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信息，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心情日记、百科知识、名家访谈、自然风光、亲身见闻、新闻事件、调查报道等信息。但普通公众自身的素质参差不齐，并不能像专业的媒体人那样捕捉、整合加工和处理信息，他们发表的信息大多都是代表个人意见的、平民化、非专业的观点，再加之网络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力度不够等原因，因此自媒体传播的内容还呈现良莠不齐的特点。

　　最后，自媒体的传播速度快捷。自媒体以网络和无线通信技术为依托，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随时可以发布和接收信息，尤其是手机上网的实现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加快捷。从一件事情的发生到网上传播仅需要几秒的时间，其信息传播的速度是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无法企及的。

　　5.2 自媒体时代，再谈杜威与李普曼之争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媒介技术不断进步，让很多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由于自媒体的便捷性、交互性、平等性、公开性等特点，为公众参与新闻活动提供了技术支持。目前论坛、微博成为了主要的自媒体平台。在新媒体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看来，杜威的大共同体式民主思想得以实现也不是没有可能。

　　5.2.1 自媒体传播主体的多样化打破了李普曼“局外人”和“局内人”的界限

　　李普曼在《幻影公众》一书中提出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概念。前者是指少数的社会精英、学者，后者是指缺少理性判断能力一般的公众。李普曼认为普通公众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了解更多的新闻事实，而那些决策者、管理者才具有对外部世界进行分析评判的能力。事实上在网络出现以前，大多数的信息就是如李普曼所说的那样掌握在少数的那些“局内人”手中，这些极少数的人除了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新闻的采编者还有就是具有决策能力的领导，他们相对于受众更能全面详尽的了解信息，受众能接收到的信息都是经过层层把关和筛选才看到的，未经发布就被删除的信息更是不计其数。

　　在大众传播发展史上，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网络出现以后，打破了这种传统的“传--受”结构，受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也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尤其是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手机终端实现上网，只要是互联网存在的地方通过微博、微信、QQ 等客户端，受众可以随时随地接收和发布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类型的信息，还可以和网友实现互动。例如 2011 年的温州动车追尾事件发生四分钟后，第一条新闻消息就是作为“局外人”的普通公众@袁小芜通过自媒体平台微博发布的，那些接收到信息的作为“局外人”的公众纷纷将微博转发，一跃又成了信息的发布者，站在了“局内人”的位置上。

　　自媒体传播主体的多样化是指发布信息的公众个体身份的不确定。自媒体的传播主体可以是记者、名人、老师、学生、医生、律师、官员、农民等，年龄的跨越从懵懂的少年到暮夕之年的老者不定，1 亿网民就有 1 亿种声音。普通公众作为事件的第一目击者在第一时间通过自媒体发布信息，随着事件逐渐浮出水面，引起广泛关注的草根新闻就成了公共新闻。一人发布信息，多人看到后分享信息，这样更多的人又会继续分享信息，人人都成了事件的发布者。自媒体的传播路径不再是一对多的扇形模式，而是多对多交互传播的网状模式。山西疫苗、富士康连环跳、6?3 火灾爆炸事故、马航失联等事件都有微博的介入，新闻一经曝出后人们主动参与进来，纷纷转发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自媒体的出现，使得人人都是传播者，从前被动的受众成为了新闻传播的主体，传者和受众的界限不再那样清晰，打破了李普曼的“局外人”和“局内人”的界限。

　　5.2.2 新闻传播方式的多元化促使杜威“参与式民主”的实现

　　纵观人类传播史，语言的出现、文字的使用、印刷术的发明、电子媒体的出现，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改变了人类传播信息的方式和途径。自媒体的发展更是对传统的传媒模式的重大改革。正如麦克卢汉说的：“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每一种新的媒介产生，都开创了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方式。”自媒体出现后，人类传播信息的方式不仅仅是依靠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还可以通过论坛、博客、微博、手机、QQ、微信及社交网站等自媒体进行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其传播模式结合了点对点、点对面、面对面等多种方式。

　　李普曼提出，在社会事务中无知公众缺乏理性的判断能力，不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见多识广的专家在处理社会事务上完全可以取代如幻影般存在的公众。公众的价值只有在领导者有了冲突，需要进行选择和投票进行选举时才存在。杜威不认同他的想法，他在其《公众及其问题》中提出解决民主的方案不是依靠精英，而是实现更加民主。他认为公众虽然是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公众是有一定的判断能力的，而且更了解自己的利益，实现民主的方法就是群众广泛参与的参与式民主。对于实现参与式民主的方法，杜威认为，“传播是人类生活唯一的手段和目的。作为手段，它把我们从各种事件的重压中解放出来，并能使我们生活在有意义的世界里；作为目的，它使人分享共同体所珍视的目标，分享在共同交流中加强、加深、加固的意义，传播值得人们当作手段，因为它是使人类生活丰富多采、意义广泛的唯一手段；它值得人们当作生活的目的，因为它能把人从孤独中解脱出来，分享共同交流的意义。”①按照杜威的说法，依靠传播才能实现公众的信息共享，信息的共享才能使公众更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全民共同参与才能让人们的生活更加民主，才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民主。

　　自媒体以其多元化的传播方式和途径让我们领略到科技的变革带来的惊艳。其代表类型主要有 Facebook、Twitter、博客、微博、维客、播客、论坛、MSN、QQ、微信、手机媒体等。微博是整合了即时聊天工具和社会性网络服务的平台，为人际传播提供了更加简便和快捷的通道，具有书写形式简单、链式广泛传播、随时参与等优势，Twitter是最早的微博客；播客又被称为有声博客，通过数字广播技术用户可以随时上传和下载音频、视频文件；论坛为兴趣爱好相同的人提供了一个畅所欲言的网络平台；MSN、QQ、微信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即时通讯软件，兼具聊天、语音、视频、邮箱、传输文件等功能；手机的通话和短信功能实现信息传送的目的，APP 的使用为公民上网提供了便利。这些多元的信息传播的方式操作简单，实现了信息的即时传递，为公众参与新闻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也提高了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

　　网络的发展，自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的控制和垄断，人人都能平等的从网络中获取信息，这极大的鼓舞了公众参与新闻的热情。另外，网络克服了落后的交通、通讯手段对信息传播速度和数量的影响，把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无形的连接到一起，形成了“地球村”,人们借助计算机、平板电脑和手机通过连接网络不用走出家门就能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获取和发布信息的便捷性也为公众参与新闻创造了条件。自媒体为公众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开透明的信息平台，在这里任何人都能发布信息，“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炸弹，政客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网络。信息还是传出去了，不是经由这条路，就是走另外一条路。”①依靠新媒体的传播技术，公众与公众之间实现了平等、自由的交流，实现了信息的共享。实现了杜威的参与式民主理想。

　　5.2.3 网络促进了杜威“大共同体式民主”的实现

　　杜威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小社会和小社区瓦解，大社会的到来使人们感到茫然失措和不可预知，拯救之道在于形成“大共同体”（the Great Community）。只有在“大共同体”中，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才有实现的可能。他认为，“作为人类联合体的标准和理想形式的”民主共同体“,其核心内容就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共同生活。共同生活是最高社会的希望，凡是在社会都要朝着这个方向走去，我们的标准就是要想怎样使共同生活发展，怎样使彼此得自由交换知识，怎样得互相帮助互相长进。”②在他的共同体中，社会成员是共同生活的参与者，彼此之间面对面交流与合作，互帮互助，共同参与和分享民主，个人的社会属性在共同体中得到全面的发展。杜威断言，要实现伟大的共同体，“最高层次、难度最大的探究以及一种微妙、敏锐、生动的交流艺术必须要控制传播和交流的物理机制，并为其注入生命。”31以网络为载体的自媒体传播，它不仅是对以往所有媒介技术的整合和发展，而且还改变了人类认识世界和社会交往的方式。它结合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为一体，既有专业的新闻机构作为大众媒介向公众传播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又有网民之间相互传播的组织传播、人际传播模式。虽然网络不能普及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的身上，但相对于网络出现以前的传统媒体时代以及足够远，面积足够大了，而且网络发布信息的无门槛也让散布在各地的具有相同兴趣和利益公众聚集到一起，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各种类型的论坛。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得任何一个用户都能轻松的获取信息和发布信息，它克服了传统媒体不能达到的传播主体与客体间自由、平等、快速、交互传播信息的缺陷，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共同参与的信息平台。而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其参与其中的便捷性是成正比的，网络传播的这些特性也激发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以往被学术界很多学者认为不可能实现的“大共同体式民主”构想有了实现的可能。[12]网络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新兴的技术力量，也是新闻传播媒介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更是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

　　杜威的民主共同体思想在他的整个政治哲学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杜威的民主共同体思想是政治现实主义的，也是理想主义的。现实是因为杜威的民主思想确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理想是指实践起来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即使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代，也不得不说杜威的民主思想依然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5.3 对杜威与李普曼之争的思考与启示

　　5.3.1 杜威民主思想的价值和局限性

　　杜威的民主思想对美国人民的精神和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是美国社会改革事业的发起人，在美国民主化的进程上是美国人民的向导与导师。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的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影响了美国几代的当权人和民众。

　　杜威不仅属于美国，更属于中国。杜威在中国讲学的两年多时间里，适逢五四文化运动发起，他围绕经济、社会、教育等问题展开了二百多场演讲，极大地满足了中国社会改革和思想文化革新的需要。他在中国宣扬最多的就是他的民主政治和教育思想，胡适、蔡元培、李大钊等人深受启发，宣扬“政治是社会用来谋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工具”“人民要参政并监督政府”等民主思想。他给渴望救国救民的五四青年指出的奋斗目标就是追求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思想，建立相互尊重、彼此有爱的民主共同体生活。

　　杜威的民主观念虽然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但影响了一大批活跃在政治、文化舞台的大人物。胡适、陈独秀、孙中山、毛泽东、梁启超等无不受其思想的影响并且都对杜威的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推进中国平民化教育进程中，普及反封建、反独裁、扞卫平等自由的民主精神，唤醒中国民众的民主权力认识，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其实只要深入的研究杜威的思想就不难发现，杜威对哲学、教育和社会学以及略沾笔墨的新闻学方面的论述都是朝着一个理想，那就是他以民主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他的民主思想影响了直到现在都具有启示意义，可以说杜威是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世界级思想大师。

　　可以说杜威所追求的是一个超越了传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同体。他的民主包括政治民主、工业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在社会民主层面，他希望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和谐、友爱的生活共同体。①无疑，杜威的民主思想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他虽然满怀激情地憧憬着他的民主共同体，但他从未相信这样的民主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民主的事业有待于一代代人日复一日、脚踏实地地不断推进和创新。

　　5.3.2 对新闻工作者的启示

　　百年之后，这场争论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却仍没有最终的答案。不少评论者指出，今天的新闻工作过于受李普曼观点的主导。报道新闻的人每天都要做出许多决策，报道哪些新闻，给予哪些新闻更多篇幅，节目怎么做会受到欢迎，他们的决策决定了公民看到的是什么。把受众定位于那些社会精英类的小众人群，忽略了大部分的公民。正如詹姆斯 卡里所写的那样，我们的新闻工作“以公众的名义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但是另一方面公众除了充当看客外在其中起不到任何作用。”[13]

　　随着网络的普及范围扩大网民数量快速增长，为传播新闻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问题。虚假信息的泛滥蒙蔽了公众的视线，公众个人素质参差不齐致使网络暴力事件横行，网络监管不利不能保证良好的信息传播的环境。自媒体并不像一份报纸，一台电视节目那样可以通过公民个体制作并发布，它必须依赖数字技术支持下的互联网等公共平台进行信息的制作和传播。就目前看来，自媒体所依托的网络环境还不完善，距离实现杜威的大共同体式民主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也为新闻工作者发展推进更和谐民主新闻事业带来了很好的启示。首先，新闻传媒要通过建立和完善网络信息发布渠道，保证社会生活中的每个成员都有机会和能力表达自己的声音。其次，要完善和健全网络立法以及对网络信息的监管，建立平等和谐的信息共享平台。最后，加强公众的素质教育，提高公众的成熟度以便其更好的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

　　自媒体自萌芽起至今短短十年间在世界各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在中国的发展尤为迅速。自媒体不再仅仅是以娱乐、情感宣泄为主的言论渠道，而是渐渐成为大众参与公共事务、实现民主权益的有力工具；随着网络的不断优化，相信自媒体的发展会有一个更好的前景，未来会给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大的价值。

　结 语

　　虽然杜威与李普曼就公众、新闻与民主关系的讨论上有一些相似的观点，两人都认识到实现民主的必然，只是实现民主的方法不同；两人都肯定了精英的重要性，但杜威认为普通公众才是实现民主的主体。李普曼的思想的重要性体现在他提出的问题而非他给出的答案，拟态环境、刻板成见以及对新闻客观性的要求都为新闻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的课题，有助于我们反思和进步。杜威思想的重要性在于他提出了民主共同体的思想，确切的说是理想，值得我们世世代代为之奋斗的理想。总体而言，杜威与李普曼的争论呈现了现实主义民主观和传统民主观的冲突。这种冲突并不仅仅局限于他们所处的年代，而是一种永恒的冲突。正如杜威所说的，民主其实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站在 21 世纪的高度重新审视杜威的民主思想，不得不感叹杜威的高瞻远瞩，杜威在一个世纪以前与李普曼探讨的关于公众、民主的问题至今仍未完全解决，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网络四通八达的今天，我们发现杜威的参与式民主思想并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又有谁能预言又一个百年后世界的民主化进程是如何？媒体事业的走向又是如何？相信杜威的民主思想在未来会有一个更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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